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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第7页）

正如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在《被选中的》一书中所言：“耶鲁怎样招生，其意义不仅仅关乎耶鲁本身。

因为大众对其录取过程公平性的认识将反映整个教育系统的公正性——而这事关这一系统的合法性”(p.376)。

由此观之，如何帮助走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在大学中获得满意的发展，也不仅仅关乎这些少数的“幸运儿”自身，更是关乎每一个家庭对于教育系统的信任和指望。

2014年的夏天，我带着这些问题，在熊庆年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探究的旅程。

我决定走一条少数人走的路，绕开那些从宏观的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层面所做的宏大解释，转而从行动者与能动性的层面入手，去理解家庭背景造成的出路分化是如何在大学生组织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形成的。

毕竟，对普罗大众来说，倘若想试图做些什么来缓和社会不平等或者是少受其害，终究更需要靠自身的点滴行动。

走进高等教育过程的黑箱探究家庭背景与教育结果之间谜一样的关联，以及揭示社会不平等通过教育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机制，是社会学家玩味已久的理论旨趣。

以北美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研究为代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阶级差异和代际流动特征如。

其影响力之深广，勾勒了北美甚至全球教育社会学的底色。

在理解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果之关联，特别是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环节中的不平等问题上，社会学家大体依从两种理论视角 pp.6-7 ：一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将教育看作个人取得的一种可在劳动力市场获取回报的资本。

不同阶层获得高人力资本的能力和条件不同，再辅之以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假设，学生的升学或求职结果通常被假定为是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对风险、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之后的利益最大化决策 见。

二是倚重宏观社会结构的视角，将学生升学/求职结果的阶层分化看作是特权阶级再生产现存秩序的结果。

不少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代表社会出身的结构性变量（如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对教育和职业获得、甚至职业期望高低的影响深远持久，即便在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优势阶层仍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自身的相对优势。

两种视角前者微观后者宏观，相互补充，共同勾画了家庭背景在塑造教育结果不平等中的重要角色。

不过，这两种解释进路也有未尽之处。

理性选择解释因拥抱“经济人”假设而对价值目标的多元性避而不谈，而结构解释又因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强力而有忽略能动性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理性选择解释还是社会结构解释，已有的研究在分析逻辑和操作测量上都存在一个亟待填补的缺憾——将教育仅仅视作某种如同资产财货一般的“所有物”(possession) ， 忽 略 了 教 育 作 为 一 个 生 成 性 的 “ 过 程 ”(process)对个体的阶层身份认同、职业目标定向和价值目标的塑造性影响。

换句话说，这一研究传统实际上把高等教育的过程缩略为一个“黑箱”，仿佛作为行动主体的学生在当中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其核心关切在于底层人究竟“有多少能力”将教育成就兑换成尽可能高的职业地位，却疏于关注他们在学校里“成了什么样的人”“想兑换什么”的问题。

然而，无论是切身生活经历还是高等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都提醒我们意识到，大学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功，更在于奠定成年以后的自我认同、长期生活目标、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精神特征。